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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與革命

發表：台灣人	2011-02-18 13:00:23	閱覽數：4567	(IP:　)	T 3193_R 0	引　用

知識份子與革命
─摘自《革命運動研究》，劉重義、李逢春合著，第二版

知識份子是一些經由氣質、家庭、教育、職業等改變，傾向於使用象徵性而非表象性意念的一群人。他們喜歡暢談觀念，邏輯地看待人在社會的地位，並且探討人、社會、自然和歷史之間的關係。因此，知識份子經常用懷疑的眼光來檢視既存的規則，隨時在尋求其他新穎且更完善的社會模式，以切合人性的需求。

普林頓（Crane Brinton, 1898-1968）有一個著名的假設為：知識份子對於現有政權不再表現忠順，是革命即將到來的預兆。事實上，從許多革命運動以及知識份子在非革命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發現，知識份子除了對他自己的觀念忠順之外，對其他觀念差不多都是抱著懷疑的態度。這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知識份子是社會的良心。一個社會中若存在越多不滿現狀的知識份子，則這個社會的病態越深。

知識份子在革命的歷史上，確實佔有極顯著的地位，特別是落後國家的左傾革命運動。在落後社會中的左派革命領導者不但是知識份子，他們在知識的發展過程中也很容易為了創造一個更現代化的社會而領悟出進步的信條。知識份子非常注意自己政府的種種落後現象，尤其是當政府遭受外國利益的操縱時更為敏感。例如，孫文是一名醫生，曾在夏威夷的一所英國聖公會學院求學，後來在香港習醫，他為了推動中國的革命，在西方各國到處旅行和募款。毛澤東完成師範教育之後，曾在北京大學當圖書館管理員，他是湖南一個富農兼米商的兒子，湖南當時受到西方傳教師和經濟的影響極深，在他與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的談話中，毛澤東提及他從中學便開始學習非傳統的課程，因此有機會接受到新的西方自然科學教育。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除了有一共同點為大多是地主、商人、學者或政府官員的兒子之外，他們大多數也至少都在國外較進步的社會受過一些教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多數反抗法國殖民主義的越南革命領袖，包括胡志明和武元甲，皆來自受法國教育的貴族上流社會階層。武元甲甚至獲得印支半島最高的法學博士學位。他們兩人皆來自越南中北部，而這是傳統反抗中央權威的地區，尤其又受到法國工業發展包括紡織工廠和鐵路維護場等的衝擊。從1954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反法國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中，大部分革命領導者都受過良好的法國教育，或在第二次大戰時都曾在法軍中服務，學到許多西方進步社會的思想。領導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最著名的「九條好漢」 (The Nine Chiefs) ，其中有五位曾服役於法國軍隊，至少有五位受過良好的法國教育。

知識份子的中上社會階層背景，加深他們對革命觀念的接受力。事實上，知識份子傾向於革命的變革，會因其直接經驗到獨裁統治當局的高壓權力而增強。卡斯楚於1953年攻擊孟卡達（Moncada）兵營失敗，旋即被巴蒂斯塔政權宣判14年的監禁；隨後卡斯楚於1955年的一個大赦中獲釋，然後逃到墨西哥繼續從事古巴的革命運動。托洛茨基發現，在1917年7月的第六次俄國共產黨大會的175名布爾雪維克代表中，其中171人的回答問卷顯示，代表中的110人花在監獄中的總時數是245年、150人總計有549次的被逮捕記錄、另有 55人曾被放逐到遙遠的地方共達127年之久。

知識份子的革命信念經政治迫害後反而變得更加堅強。在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 後被推為總統的哈維爾（Vaclav Havel），出生於布拉格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土木工程師。他在1951年完成十年制義務教育之後，因其階級出身和政治背景的理由，被共產黨政權視為「黑五類」而被拒於高等教育門外，其後他在社會求職謀生期間，也屢遭排斥。這些直接的迫害，更加強哈維爾反對共產黨政權的決心。在1968年的「布拉格春天」 (Prague Spring) 期間，哈維爾不但發表文章要求兩黨制的政治，更要求籌組社會民主黨。在1968年8月21日蘇聯派兵佔領布拉格時，哈維爾加入自由捷克電台，每天都對現狀作出評論。布拉格之春過後，哈維爾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開批判，作品也從圖書館消失，家中更被安裝竊聽器，並且被送往釀酒廠工作。但是哈維爾仍然持續寫作並公開要求特赦政治犯，而且與其他作家與異議人士在1977年發表《七七憲章》，要求捷克政府遵守《赫爾辛基宣言》的人權條款、公民權和人權尊嚴。哈維爾因此於10月被以「危害共和國利益」為名判處十四個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維爾更被以「顛覆共和國」名義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引發國際社會的注意，歐洲議會因此要求捷克政府釋放包括哈維爾在內的政治犯。1983年哈維爾因肺病出獄，出獄後繼續擔任《七七憲章》的發言人，並且不斷發表劇作與批判文章，而且又多次被警方拘留，充分展現了知識份子的執著和使命感。

另一個敢於反抗暴政的傑出知識份子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人劉曉波，他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1988年獲得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89年參與「六四事件」，是發起者和天安門四君子之一，因此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捕入獄，並被開除公職。1991年1月出獄後，劉曉波在北京從事寫作，繼續參與中國民主運動，其後又幾度被捕、監禁。2008年12月國際人權日即來之前，劉曉波發起並參與起草《零八憲章》，有300多名中國各界人士一同簽署，呼籲中共盡快建立自由民主憲政，保障言論自由、人權和自由選舉。12月8日晚，劉曉波在北京的寓所中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公安帶走，釋放後被監視居住。2009年6月23日，經中國檢察機關正式批准逮捕。2009年12月25日，劉曉波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2010年2月11日北京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劉曉波的上訴，維持原判，並於5月26日開始在中國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同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宣布劉曉波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暴力政權的壓迫，往往激發知識份子更勇敢的反抗。

2011年引爆撼動執政近30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示威風潮的年輕人大約有15人，這些人都約在穆巴拉克總統初次掌權前後出生，大多數從該國頂尖大學拿到學位，而且全都在成年後受到埃及警察國家的強力約束。有些人為了伸張理念而曾經被捕並遭到刑求。紐約時報報導，這些人都是年輕的專業人士，大多數是醫師與律師，也都屬於熱門臉書的世代。由於面臨遭逮捕或綁架的威脅，他們都沒有在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 上貼自己的照片。不過，隨著埃及政府透過官員和示威運動的若干領袖協商，試圖分化反對運動時，這些年輕人才公開站出來，表明自己隱藏多時的身分。其中包括被當局囚禁11天，釋放後被公認為革命英雄的戈寧（Wael Ghonim），他是Google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的行銷部門主管，因為在臉書上面設立反政府專頁，結果群眾示威開始後第三天，就被埃及政府祕密羈押約談。群眾示威更激烈之後，埃及政府迫於壓力於2月7日將他釋放，當晚他接受電視訪問時真情流露，感動更多電視機前的埃及人，隔天開羅的塔里爾廣場人潮擠爆，就是要來親睹戈寧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