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_綠翠園_乖透透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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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真實的汪精衛

發表：乖透透	2006-02-23 21:58:45	閱覽數：68682	(IP: )	T 1744	引　用

回應：．．	2006-02-23 22:03:57	(IP: )	T 1744_R 11	引　用

第三部份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之四
對　日　和　約　的　實　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只能佔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干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干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幹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24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儘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1938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1938年10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産。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擡頭，1938年11月3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1938年12月6日，陸軍省參謀部公佈《1938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佔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復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佔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占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佔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志，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1938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1938年11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干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回應和談，儘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繫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制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甯，通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鬆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鬆本的安排下，董道甯於1938年2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一個月後，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董道甯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
董道甯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6000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援，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野i私下到日本談判時，只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1938年6月高宗武在鬆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麼有什麼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麼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
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野眸概雿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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